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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事實,是否一定得通過實驗?實驗的結果是絕對可靠的嗎?我們所相信的「事實」是否全然客觀?在現代人看來,這些問題的答案似乎顯而易見,大部分的人應該都認同實驗是研究事實不可繞開的一環,而實驗的可重複和可證偽性正是讓科學研究變得如此可信的主因。

然而,《利維坦與空氣泵浦》卻告訴我們,這種現代看似不言而喻的觀念在十七世紀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多位學者還為此展開了激烈的世紀辯論,作者藉由說明諸多十七世紀科學家的思想,帶著讀者窺見近代科學的起源,並探討了科學實驗作為一種「理性的研究方法」究竟有幾分可靠?儘管書中涉及的議題相當廣闊,但在一切問題的表象之下,所有的爭論其實都指向了同一個問題——所謂的事實研究,是否能完全脫離社會秩序的演變?其中,波以耳與霍布斯之間的分歧佔了本書的最大篇幅,書名「空氣泵浦」與「利維坦」分別代表了兩人立場的最佳論證。因此,再接下來的篇幅中我將重點聚焦在波以耳與霍布斯的爭論,並說明《利》作為一本結合了科學、社會學和科學史的著作,如何能提供我們看待科學研究的另一種視角。

首先是波以耳:波以耳發明了空氣泵浦用來證明真空的存在的,此發明轟動了十七世紀的學界,因為它不止象徵著人類科技進程的里程碑,更代表著那個時代新的科學研究方法,即系統化、標準化的實驗程序。波以耳相信實驗是引領人類接近真相的最佳途徑,而他在實驗中分別運用了三種技術:第一,物質技術(Metereial Technology)——用來建造科學儀器與操作實驗;第二,書面技術(Literacy Technology)——將實驗現象呈現給未直接見證者(讀者);第三,社會技術(Social Technology)——用來整合實驗哲學家在彼此討論與思考知識主張時應該使用的成規,而「事實」就是在這三種技術在相互交融和作用之下得出的結果。具體來說,波以耳非常強調實驗的技術與儀器的優秀設計,因為它們可以彌補人類感官的弱點,達到輔助、提升感官能力之效,比如我們能藉由顯微鏡觀察到肉眼無法觀測的微生物,使我們更精確地探究事實。但光有物質技術還不夠,波以耳還以書面形式鉅細靡遺的記錄下實驗的步驟,除了有詳盡的文字解說也附上精細的實驗插圖,確保所有未能直接見證實驗者能重複操作實驗,也能使讀者光憑閱讀就能在腦中建立清晰的概念。最後,雖說這些實驗綱領能讓任何讀者「依樣畫葫蘆」,但並非所有人都是「合格的」見證者,見證者必須具備一定的道德水平與學識才有資格擔保實驗的可靠性,而當時的見證者正是倫敦皇家學會裡的成員。

然而,儘管這些實驗綱領乍看合情合理,在霍布斯看來,這三種技術下所得出的事實是被「建構」出來的,並不客觀。他認為實驗的這三種技術過於仰賴實驗者的感官經驗、實驗者的權威,以及實驗者(們)的權力關係,而非不證自明的客觀事實,從而質疑實驗的可靠性。首先,霍布斯認為研究事實不應該依靠我們的感官系統,因為我們無法確定自己所看見的事物是真相,但實驗的操作正是建立在感官經驗之上,這便大大削弱了實驗的可信度。至於哪些知識才是不證自明的事實呢?霍布斯認為幾何學就是一門無可爭議的學問,因為沒有人會否認三角形的內角和是一百八十度、正方形必須是四個等長的邊⋯⋯ 這些都是絕對客觀的事實,而霍布斯認為在事實的基礎上探究事實才有意義。接著,霍布斯進一步指出真正的事實不需要透過集體的見證,如果事實真的是事實,再多的人重複操作實驗最終的結果也是一樣的,況且,如果事實得透過一個社群來擔保,那就表示事實不只屬於知識範疇,還屬於社會範疇,那它就不再是客觀的了。最後,霍布斯還質疑了「實驗社群」的合理性,他抨擊波以耳口中的實驗空間並非真正「公共」的,他們不過是一群約莫五十人來自皇家學會的小圈子,而實驗場地也是私人空間,誰能進入這些實驗空間都是由場地主人所決定的,而這背後象徵的是一組權力關係,當事實研究涉及權力關係,這樣所產出的事實必定不可信。值得注意的是,霍布斯並非反對實驗,而是質疑「實驗綱領」作為研究事實的方法的有效性,霍布斯認為波以耳的實驗過於注重「形式」,卻懸置了研究事實中最重要的本質和因果問題。

其實,這種批評背後反映的現象正好與《哲學、科學與常識》裡的觀點不謀而合——作者陳嘉映在書中提到人類自十七世紀以來,現代科學逐漸從哲學母體和常識剝離了出來,諸如電解質和同位素的概念我們無法從日常生活的經驗中獲得理解,它們的意義是由科學理論來賦予的,而科學也不再是探究世界本質與因果的存在,而是一種從科學實驗認識世界的方法。簡言之,科學已經演變成一種獨立於哲學與常識的語言,它確立了一種不包含人類因素和撇除一切價值觀的客觀世界。或許,這也正是波以耳與霍布斯本質上的最大分歧,波以耳所關注的並非對世界秩序的整體描述,而是重點關注如何生產局部領域的特定事實;而霍布斯不贊成波以耳把哲學從科學研究裡獨立出來的嘗試,它認為本質與因果才是研究事實的唯一途徑,因此單純的透過實驗來羅列結果毫無意義。

除了知識層面的爭論,波以耳與霍布斯也都談到實驗在政治層面的作用,前者認為實驗能穩定政治秩序,後者則持相反意見。首先,波以耳相信自己所提倡的實驗綱領可以創造一個客觀、冷靜、公正且開放的社群保障不同觀念的表達,而這種自由的交流風氣可以促進社會穩定;再來,實驗綱領可以明確的界定知識疆界並且加以保護,此時觀念的表達才是安全有效的;最後,這些觀念的表達和討論在反覆的交流與磨練之下可以形成可靠的知識,進而產生積極的政治影響;如此一來,實驗綱領猶如知識討論的「保護網」,不只能確保研究時獲得可信的知識,也是穩定政治秩序的綱領,因為它有效排除了那些實驗規則的「異議者」,這使知識交流變成純粹的觀念交流,而非信仰的鬥爭。可是在霍布斯的眼裡,實驗綱領的所設下的「保護網」卻是知識交流的最大屏障,由於知識社群的組成是私密且牽涉權利的,導致實驗綱領具有排外性,無法容納來自非皇家學會的觀點和異議,這樣一來,實驗綱領等同於無條件鞏固了皇家學會成員的權威,而這種權威將引發政治動盪,應極力避免,唯有像幾何學這樣的知識研究才是最公平可靠的,因為幾何學不會產生任何利益關係,每個人都能確保共識、毫無分歧,這才是消彌社會衝突的最佳方法。或許正因如此,作者才在書中強調了「知識問題的解決,就是社會秩序問題的解決」,因為知識問題無法剝離研究者本身的價值觀、信念與社會地位,相反的,政治秩序的問題也總是涉及知識問題的解答。

那究竟誰才是這場辯論的贏家?用現今的眼光來看,我們都知道波以耳最後贏得了這場論戰,實驗已經成為科學研究的必經程序,而知識社群的反覆驗證也早已「成規」,比如一篇發表在《Nature》雜誌的學術期刊必須鉅細靡遺的交代每一個實驗步驟是如何進行的,當愈多的人(尤其是學界)重複操作並得出相同的結果,你的研究才足夠可信;也正因如此,我們才會說一個成熟的理論必須得經由同行同業的普遍認可,此理論才足以形成學界的「共識」。有人會批評霍布斯的觀點過時且不知變通,錯把哲學的研究方法套用在科學研究上,但這其實是犯下了一種時代錯置的謬誤,如今我們會把波以耳和霍布斯分別看作代表科學和哲學的一方,只是為了讓現代人方便理解而加以區分,但十七世紀的學科並不如現在我們所了解的那樣涇渭分明,關於事實的一切研究總是混雜著哲學、神學、形而上學等學問,我們今天熟知的許多概念正是經由人類數百年來的辯論和修正才有的意涵。

最後,我想分享自己讀完這本書的兩點震撼,第一,我們所知的事實,其實很可能都是少數人建構出來的世界。雖說任何人都可以檢驗知識,但多數人都只停留在接收知識的層面,並為有能力或有權利複查知識的可靠性,如同作者在書中寫道:「⋯⋯ 我們以為我們的科學知識原則上是開放的、有門路可及的,但公眾並不明瞭;科學期刊放在公共圖書館裡,但是其中的語彙於一般公民有如域外之言;我們說我們的實驗室屬於最開放的專業空間,但公眾不會進入其中;我們的社會據稱是民主的,但公眾無法爭辯他們不瞭解的事情。原則上最開放的知識形式,實際上變得最封閉。對我們的科學保持懷疑,等於質疑我們社會的構造。難怪科學知識不易深究。」而這並非無稽之談,如今我們所認知的世界經常取決於我們在網路上所看見的資訊,受到大數據的影響,每個人關注的事物愈來愈分化,而我們現在所認知的世界、所做的每一項決策很可能是矽谷某間公司裡的一台超級電腦所主宰的,這些電腦掌握了大量的數據庫,它們熟知我們的情緒、知道連我們自己都沒察覺到的喜好,為了更好的博得我們的專注力,它們會推薦我們可能喜愛的文章、資訊和產品,從而一點一點的改變我們的思想和行為。至於是誰決定了這一切?很可能就是那群坐在矽谷辦公室裡的少數人士。

第二,或許爭論誰的科學研究才是正確的並不是重點,我們如何理解科學研究的這種「不確定性」更為重要,正如作者在書中寫到:「當人們逐漸認清我們的認知形式有其約定俗成而人為的面向,就可以了解,我們認識的根本是我們自身,而不是現實。知識和國家一樣,是人類行為的產物。」以往,我認為科學家總能為人們揭示世界的真相,帶領人們看見事情的真相,但這本書告訴了我們科學知識的生產不但難以脫離政治秩序的演變,有時候科學更像是一種信仰,科學家會隨著自己信念與價值觀的不同,而得出有截然不同的結論。這或許也能解釋為何德國科學家普朗克曾經說到:「科學的重大革新很少通過說服反對者並使他們轉變立場來實現⋯⋯ 事實上是反對者逐漸死去,新生的一代一開始就熟悉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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